澎湃新闻记者 邹佳雯
一年前的夏天，凭借一篇毕业典礼致辞《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火了。人们很难想象一篇中文系致辞会讲“给你五十万，离开我儿子”“穿越嫁给喜怒无常的镇北王”，就像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中文系教授爱刷短剧。但人们也在妙趣横生的“梗”里，在“一心拔刀的出神”中，读到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文学诗意与浪漫。
2025年6月，汤拥华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一篇致辞“出圈”。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如今似乎又来到一个“一心拔刀”的关口——高考。可能出乎一些人意料，汤拥华在高考时是理科生。这位1976年出生于湖南的中文系教授，在1994年高考时，几乎只考到了“保底”的学校，还是物理系，但他很快转向至中文系，从此一路求学，从湘北小城走到了名校讲台。
在汤拥华看来，从那时到现在，高考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家长仍会在送考时紧张，学生仍渴望考入好学校。但走过几十年时光，他对高考又有了新的感悟：“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高考都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高考绝不是一个终点——它像所有的起点一样，仍然是一个起点。祝各位同学好运，高考胜利。”
近日，汤拥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以下内容根据采访整理。
自述人：汤拥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文自修》杂志主编
当年心里想学文科，但谈不上坚定
我是1976年生人，1994年参加高考。那时候湖南省是“3+2”的模式，我选的是理科，语数英物化，但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是文科的人。
我爸妈是农村的教师，我自己老家在农村，初中之后就到了常德市里读书，住姑妈姑父家。他们都是大学老师，我从小就在他们所在的常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常德师专，今天的湖南文理学院）的校园里长大——很多老师是看着我长大的，没想到最后我又回到那里读了大学。
这当然不是我一开始能想到的。我高中读的常德一中，是当地最好的学校，高二以前，成绩大概中等偏上，没那么稳定。转机出现在高二的一次会考，我考了全班第一、年级第六。
按理说这应该给我更多信心才对，但恰恰是那次好成绩让我被“架”住了——老师希望把成绩好的同学“抢”进理科班。我虽然自己心里想学文科，但谈不上坚定，身边的声音又都在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说到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有人非常强烈地要说服我，我很可能就被说服了。
去了理科班之后，整个高三的状态就有点“糊里糊涂”。我是外语课代表，上课一喊完起立，瞌睡就来了，睁开眼就快下课了。当时班里理科好的同学，经常表现得“不学习”一样，有时聚在一起打牌，有时溜课。高三由于紧张，总体上寻求刺激和危险的事情好像都特别美好，我对那些事也会心生向往，觉得很酷。
当然，现在想，如果把高考当成主题，成长就是背景；反过来，如果高考是背景，那成长也是主题。一个男孩在关键时刻，总之确实就是那个样子的。
高中的语文学习本来也有点“悬”，如果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分数下滑是正常现象。我原本的语文成绩很好，高二会考是年级第二，到高三之后，没有那种氛围和心气，人有些松懈。结果高考时全省平均分都没考到。全省平均分93分，我考了92分，比如作文根本就是编的，写得毫无味道。我后来做华东师大中文系副系主任，一想到这个事儿就很羞愧。
现在回头想想，就是因为你去做了一件不太适合你的事情。你当然也能做，但就不会每天想着怎么把这件事做好。但如果换成更适合自己的方向，也许就会自愿付出更多的努力。那种度秒如年的事情是做不长久的。当然这个怪不了任何人，要自己负责。
高考那天具体考了什么，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了，但记得是姑妈陪的。她那天跑垃圾堆去捡我随手丢掉的硬纸片，就因为我想找东西扇风——就那种家长愿意为你做任何事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强烈。这一点，我想和现在的家长没有本质区别，1994年的高考如果边上农田有青蛙叫，那时候家长也会希望把它们毒哑，他们并没有比现在的家长更无所谓。
从师专到大学讲台
我们那时是先填志愿再考试。我考大学那一年，湖南的本科率是8%左右，包括专科的数量也并不多。当年我填的志愿也很有时代需求的特色，主要填了郑州纺织工学院、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等，保底就是常德师专，我从小长大的那所学校。
录取我的是常德师专物理系，因为我物理考得最高。但进了学校，我赶紧转到中文系。转完专业后，我就在外立下了一个“人设”：我来这里是要考出去的。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做出一副爱学习的样子，在昏黄的水房灯光下看书，在被窝里看书——先把这个“人设”立起来，就不得不去兑现。其实我心里清楚，这次再不扭转的话就完了。
后来，我通过自考拿到了湖南师大的本科文凭。那时候研究生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厉害的。我其实模模糊糊的，只知道考研是走出去的一条路。1997年毕业后我在中学边教书边考研，住在一个楼梯拐角的小隔间里，放张床和桌子就几乎没地方了，墙上贴满了单词和思维导图。
那一年中学教书的经历，其实很快乐，对我也很重要。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后，每年都会回那所学校去看同事，跟他们聊天。有时到了上课时间，同事们都去上课了，我还挺失落的——没有课可以上了，那些学生也不属于我了。那种感觉也让我意识到，教书这件事是快乐的。我自己从小在教师家庭长大，对我来说，做学者也是服务于做老师的——发文章也好，搞研究也好，很大程度是为了在课堂上多给学生一点东西。
后来，我顺利考到上海大学读硕士，又到华东师大读博士，到上海师大读博士后，还去复旦大学做过访问学者。2006到2016年，我在浙江工商大学教书，此后就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
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同时，我一直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做《中文自修》主编。这本杂志1983年就成立了，不仅有阅读体会和写作技巧的分享，还有遣词造句的基础训练。现在我们也尝试直播、短视频、跨领域合作等新方式，希望让这本杂志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说到底，还是有点情怀。
汤拥华
“这取决于你的终点是在哪个地方”
有朋友说我厉害，立下目标就都能完成。其实不是的，我不是那种从早学到晚的人，但我有一个好处——持续。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有一天说今天就完全不工作。
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像我们这样资质平庸的人，一放松，就可能掉到很平庸的状态。我认为这和我原来考得不好也有关系。考得不好我并不羞耻，甚至因为考得非常糟糕，都不想隐藏了。
但有一点是，如果你出身并不鲜亮，有时会动力不足。尤其人到中年，我会害怕为自己辩护，会认为别人也不过如此——按照自己本身厉害的程度，我还可以得到更多吧？我对这些东西非常警惕。我仍需要保持一个使自己更好的状态，看到有些人就是从内到外都比你好。我需要向往，来避免让自己过早处于平庸和停滞的状态。
我也经常跟学生说，有时你认为自己上了快车道，但问题在于，如同我们出门，无论打车、坐地铁还是开车，如果只在一个限定范围内，只要持续向那个方向前进，你终究会抵达它，只有快慢的分别。但有的人到了那个地方后，就不想再走了，而你坐公交车晃过去，这站坐完后又到下一站，还可以继续走。这取决于你的终点在哪个地方。
去年那篇提到短剧的毕业致辞，确实又很大程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有时会想，我是在以什么身份面对这份工作？大学老师？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短剧研究者？文艺学研究者？事情确实非常多。
很多人知道我爱看短剧，这也是真的。一开始只是休闲娱乐，刷短视频时不小心点进去，看了几集就上头了。但看着看着，我发现短剧里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一部好的短剧里那些精彩的细节，往往是创作者之间争论后才保留下来的——有人说不要这么搞，观众看不懂，但总有人站出来说不行，我们还是要这样做。这些“额外”的东西，恰恰是最打动人的。
现在我不只是自己看，也会在课堂上引入短剧作为例子，有时候还会参加短剧相关的评审和评论工作。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一本杂志的副主编说，非常感谢汤拥华老师，他以一己之力提高了短剧的地位，使我们不再为看短剧羞愧，哈哈。
关于中文系和永恒的文学价值
这些年大学的变化我也看在眼里。跟社会接轨越来越紧密，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不断更新。以中文系为例，现在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创意写作——它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培养的是直接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创意写作人才。
而且，未来对文学专业学生的要求不再仅仅是能够编写文本，还要能够借助AI等工具进行跨媒介创作，比如不只是写一个短剧剧本，而是能够制作出完整的短剧作品。创意不仅仅要靠中文系，还需要开放的实践和跨领域的协作，需要在大学里创造这样的创意空间。
学科在转型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东西仍需调整。这种形势下，五年、十年之后，中文系会一直发展，只是样子可能与现在大相径庭。
但话说回来，AI时代，文学又意味着什么呢？
文学需要不断丢掉原有的一套东西，并获得与时代相接的方式。在某个时期，它会处于非常风雨飘摇的状态，但并非意味着文学不重要。如果说《红楼梦》有永恒的文学价值，我们用来言说永恒的文学价值的这套话语，并非一定永恒。到了某个时期，你会发现已经不再被这套话语感动，但经过一段时间又会意识到，我们只是更换了一套话语来表达文学，《红楼梦》依然是《红楼梦》。
从长期来看，我们并无理由过于悲观。如果文学是深刻的需求，那么它一定会为自己寻找发挥和生长的空间，只是一些与它相依附且看似与它同样重要的话语，可能不一定能经受起这种考验。
最后，我想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说：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高考都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考好当然更好，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的起点；但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起点，也绝不是一个终点——它像所有的起点一样，仍然是一个起点。祝各位同学好运，高考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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