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只刷短剧了,听听李掖平教授谈读书、创作与新大众文艺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

李掖平：

自主选择时，我拿到一本书，先大致翻一翻，如果找到能打击我心灵的痛点，我一定读下去，换一种角度，如果它搔痒痒似的挠到了我的痒点，我也会去读。打着了你心灵痛点的，它一定是能够广泛地勾连普通民众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挠到了你痒点的书，里边一定含蓄着巨大的来自生活底层、来自生活最广阔空间的生存智慧、生存选择和一些民间的生活哲理。我觉得这都是最好的选择读书的角度和方式。

我经常读新山乡巨变的农村题材的书，我也特别喜欢看有哲学思悟的那些散文和随笔。当然有时候，也因为工作或者研讨需要，为了表达对作者的尊重，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的作品读下来。这种情况下，我都是带着对作者负责、对这本书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去读、认真地梳理，如果谈我的感悟，从哪个角度进入。

至于更广泛的的阅读，我的卧室案头永远放着《红楼梦》和张爱玲的散文集。我反复阅读这些书，我觉得我所有的情感经历、生活磋磨和最终养成的万般情味，都能在这些书里得到很好的对应。我和红楼互看，和张爱玲互看，同样我也成为了《红楼梦》里的、张爱玲笔下的一位他或者她。

我是这样来读书的。

李掖平：

全民阅读的倡导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相关数据，中国人的普通读书量远远比不上很多其他国家，正是考虑到这一层才提倡全民阅读，因为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离不开书籍的引领。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这个角度上讲，全民阅读更多地把视野、把读书的锚点和定位，精准镌刻到了广大的民间，

读书，读文字版的书，读经典，因为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为你打开通向世界，通向外部远方的，无数扇门和无数个窗。

《香附子的纠缠》

作者：宋长征

香附子是乡间的一种杂草，村子里少见，大都生长在田间，与庄稼为伍，和大地相亲。有时候，我会想香附子是多么狡黠，躲开了羊的逡巡，也躲开了鸡鸭的觊觎，藏身于田间，自生自长，毫不留情地跟庄稼掠夺着方寸之地。当然，更不在意我来去的脚步，于夏日炎炎中，茁壮地冲锋，快速地繁衍。尽管我曾经站在田埂子上一万次声明：这是我的土地!它都会毫不退却。

李掖平：

宋长征《香附子的纠缠》，一方面写香附子是庄稼争夺养分的对手，另一方面写香附子强韧的生命力和它与土地、农村、人情往来的纠缠。

香附子，因极强的繁殖力和适应性，被列为‌世界十大恶性杂草之一，尽管是恶性杂草，香附子的‌干燥块茎‌（中药称“香附”）却是重要药材。‌‌

庄户人家对香附子的感情可能会很复杂：它疯长，抢夺玉米等庄稼的养分；但是它如果不生长，就会显得庄稼没有衬托。或许所有的生物都有渴望同伴的本能需求，如果把一堆小麦或一根玉米，种在自己家的花盆里，它长得可能不旺盛；如果有其他植物，它就会繁茂生长显示自己的存在。我感觉，起初宋长征未必真正悟出了所有的庄稼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这样一种由生活表象进入生存哲理的思索，但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香附子让人又爱又恨又羡慕的野蛮生长力，以及又嫌它总是和庄稼争夺养分的痛恨感，他写得很鲜活，也让人觉得他应该是比较看重有顽强生命力的生物。

我个人认为，宋长征后来决定把自己《种进一粒粮食》的时候，他的散文就相当成熟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庄稼的守护人，同时又是一个田园的审视者，所以他会比较早去考量生态万物同生同长的必要性。我觉得对作家来讲，也是从表象进入生活内层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李掖平：

以魏新的创作为例证，他涉猎的门类、写作的种类都特别多，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他（研究得）比较薄，因为略微薄就容易杂、容易浅，但是我对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地认识。我比较看重魏新的一点是，他作为文化传播者，他的传播意识让他很善于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举重若轻，对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又是举轻若重。换句话说，他一定要在帝王身上找到平民气质，又要在平民身上找到家国情怀。魏新一直比较好地践行了这一点，让文学从特别高深的殿堂和象牙塔走向大众读者。

魏新写刘秀的平民习气，就让你感觉刘秀这个皇帝还是蛮可爱的，也写出了他后来的变化。《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我读得也特别细。在这本书中，他写梁思成和林徽因怎样为保北京的城墙等老古董建筑，尽心竭力奔走呼吁，但是他更写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烟火和夫妻之间情感上的互相扶持。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一对建筑学家夫妻间，也有着日常百姓、邻家姐妹、哥们儿的情景，就让人看得比较走心、共情。

这种写作，使得原来那些太过高大上的硬真理宣告，变成了一种有烟火气，有亲和力的软诠释，或者叫做柔描述。我认为，举重若轻的描写和举轻若重的描写的融合，使得魏新在文化传播上给新大众文艺做了一个很好的开路先锋。这也是当前新大众文艺特别需要的一种叙事，就是你得把庄重的历史正史，变成接地气、有烟火、有日常情境的，普通人喜闻乐见的东西。

李掖平：

新大众文艺是以一种与时俱进的，走向千家万户、平民大众的平等姿态推出来的文学思潮的倡导，主要从纯网络写手出来的大众滥觞文化书写变成各界各业可以随时写作、随时发表、随时与他人分享的一种文学倡导，建立了多元流通的互应渠道。

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由原来的纯文学作家推演到网络写手，再推到更广泛的大众写作，主要是针对写作者身份定位给的一种名称，张赛就是典型的外卖骑手作家，宋长征理发师的写作也是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除了作者本身是从专业作家走向平民大众的定位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发表的载体更多走向了融媒的开放平台，微信、博客、短视频等等，实际上它带来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重大的叙事转型。

李掖平：

在我看来，新大众文艺让每个人从“被看者”变成了“我说者”。我原来看郭沫若、鲁迅的作品，后来变成了我也要去写，我要写出来让更多人看。我本来是做研究的，2015年我突然觉得得学编剧、写剧本，结果没想到《桑榆街9号》写完不仅拍了还进了院线。我比较早在电影剧本写作里，涉及到生命的临终关怀和我们对生命的珍爱，也比较早涉及到老来无依，老来有依这些话题。，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也反复提，要重点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更重要的是失独家庭，这些建议在全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当写剧本把我对问题的思考变成现实故事表达时，我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由原来比较理性的分析研究变成了我和世界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共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纯文学和新大众文艺也是一个共生共在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引领大众在文学质性和自由表达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写自己的事没问题，但需要考量这个事怎么写、为什么要写，至少要确定一个写作目标，比如我要唤起别人的关注、获得别人的同情或引领别人的悯恤，这样一来，“我”的表达实际上也有“你”的温度和呼吸。

在这个重大叙事转型的档口，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们也都意识到了，其实他们对自己的诗行进行打磨时，就已经考量在文学书写和民间言说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中间道路。比方说张赛，他就一直把“我”和工厂放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视角上，对立是因为机器没有温度，把时间割成了无数碎片，而“我”是一个有温度有想法有渴望的人，在机器流水作业的轰鸣中，允许“我”有片刻走神，利用走神的时间，“我”要搜集“我”能感受到的一种压抑，同时要对这些压抑进行反抗。他把写作当成引领灵魂飞升的一盏星光，所以我读到他的文字时，感受到了最大的共情，我的心都为之一动。

其实写作不仅是一个心力的事，它还是一个劳力活。写论文、批作业不光消耗精力、脑力，更多的是体力。你得全神贯注，全方位体验，此时此刻这种感觉在别人身上会有什么反应，这样才能不断地由我及人、由人返己，建立起一种作者要表达，读者愿意看并想合并到你的表达之中的创作。这些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他们更多都是在自觉修行，在自由言说与文学的诗性表达间寻找最合适的桥梁。

分享会的三位作家，魏新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者，宋长征是发誓要把自己“种进一粒粮食”里的农田守望人，张赛是在流水线和外卖骑行中追求生活诗意的都市穿梭者，他们都已经彰显出新大众文艺写作蓬勃的生命力。

李掖平：

文学艺术的重要功能是教化人性，但它同样有重要的娱乐功能。碎片化的短剧中，只求一时爽复仇就快刀斩乱麻、逆袭一夜暴富等其实是脱离生活现实的。每个人的打拼都要经过无数的坎坷甚至磋磨，没有一个人生来就站在成功的巅峰，都是一步步攀升的。现在这种一夜暴富也好、瞬间逆袭也罢，有可能给青少年造成说不定我也会遇到这样的契机的幻觉，他就不会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努力、修为和建设上，更多等待节点、契机和偶遇，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好的。

像宋长征说的，他觉得读一本经典名著和看几百集一部的短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深有同感。我不反对青年们看短剧，过分劳累之余找点爽点是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很多短剧是距最普通的日常情境特别远的，要么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保姆，要么就是乖乖女成了反叛的女王，要么就是复仇成功我把所有的人赶出江城或者赶出宋城等等，完全没有人间烟火，也没有普通人的呼吸和心跳。所以我反复要求我的学生，偶尔看点短剧找点爽点我不反对，你整天看短剧，我绝对要命令你们回到书里边去。学生的主业就是阅读、写作、实践，将来走到社会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才会有比较沉厚的支撑，才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短剧也走上精品化的道路。实际上，抖音现在就有短视频精品栏目，我偶尔也会点进去看看，尤其是一些文化纪录片拍得还是相当好，去掉了冗长的学者解说，把人和自然的关联，用一种最直接、最明快的方式呈现出来，提升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保护和珍爱，我从中也受到很多启发。

李掖平：

现在学生写论文也比较依赖AI，有时候交上来的作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一个学生的作业是电影文本解读，原片里的人物是没有姓名的，就是祖父、孙女、男青年、矿工，但他竟然写成了赵铁柱一家的故事。AI对一个事物首先就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判断，然后再沿着这种情绪价值判断的指向性，去幻想、勾连很多没有发生过事件。对于写作者来讲，AI是一种技术手段，发出思想指令的必须是创作主体。

李掖平：

从本质上讲，不管是表达还是研究都是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联系方式，只不过研究它更多依靠着逻辑思维的运行。

举个例子，如果研究莫言，首先必须深入了解莫言为什么在那种情绪下会有那么多的饥饿感、焦虑感和不明不白、懵懂地就想去闯一番事业的追求意识；如果写一个莫言的故事，那么不需要过多分析历史背景给他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和契机，也不用分析某一个事件对莫言有着怎样的影响，需要更多地把自己还原成莫言，以莫言的身份和角度去想，我处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会不会也把身边的土疙瘩想象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我在那个环境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完全是两个思路。

研究是必须跳出文本事件的，而写作是必须把自己放进故事文本的，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两者绝不对立，而是互相有推助。